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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前小娃,托给谁家?委员建议用人单位提供托幼服务
2021-03-11 11:03:36 来源: 作者: 浏览:22231

没有老人帮忙、两辈人教育思维有异、不放心交给保姆……产假结束后,未到入园前,这段日子娃由谁来管?是摆在不少双职工家庭面前的难题。

两会期间,全国政协委员贺丹接受采访时称,应重视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组织机构的社会责任,推动“家庭友好机构”建设,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开办幼儿园和托儿所。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也表示,建议鼓励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幼服务。“每句话都说在我们心坎里”“女代表最懂职场妈妈”……对于相关提议,不少网友纷纷点赞。而在专家看来,完全由企业承担职责过重,不妨建立以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补充、普惠为主导的资源供给体系。

企业托儿所曾是常态

“弄一间屋子,招两位阿姨看着,从我们工资里扣点儿给阿姨开工资都行啊!”对于由用人单位开办托育机构,晓燕语气里充满向往。

婆婆身体不好,老公长期在外地工作,每月只能回京两三次。母亲帮着把孩子带到快2岁时,晓燕的哥嫂也生了孩子,需要老人经常过去帮忙。于是入园前这段时间,若没有老人搭把手,晓燕只能把孩子带到办公室。

幸而同事比较体谅,晓燕尚可勉力维持。但借助动画片吸引孩子注意是少不了的,午睡也只能安置在办公室角落小沙发上。她时常心生愧疚,偶尔还要面对孩子吵闹的尴尬。

和晓燕相比,有婆婆帮忙的小陈至少不用担心孩子吃睡问题。但她偷偷“吐槽”称,孩子奶奶不爱出门,就喜欢在家看电视,做饭时肯定也是靠电视来“拴着”孩子。老人帮忙照顾孩子本就不易,也不好说得太多。

“要是公司能托管孩子就太好了,起码不至于看太多电视。午休还能见一次,不像现在加班回去晚了,可能一天都看不到。”小陈坦言,自己知道有上门日托,保育老师可以到家提供服务,但价格实在昂贵。也考察过几家面向1岁至3岁幼儿的商业托育机构,“稍微看得上眼的,每月费用都奔着一万元去了。”

叹气之余,小陈不禁回想起自己从6个月到5岁多,都是在妈妈国企工厂开办的托儿所、幼儿园中度过的。相关新闻评论中,也不乏各地网友对往昔时光的追忆:“各个企业,甚至是我父母上班的那种小厂,都是有免费托儿所的。如果不是这个提案,我甚至都快忘了以前这是常态”“小时候厂办的托儿所,1岁多孩子就能去,父母上班顺手就把孩子放托儿所,现在倒要重新呼吁了,唏嘘”……

新尝试或踩雷或供不应求

事实上,近年来不乏“由用人单位开办托育机构”的各类提议。作为知名人口学者,携程创始人梁建章曾发表《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》,称生育政策的改变,加上社会状态的改变,令没有托儿所的弊病又逐渐显现出来。

2016年2月,携程在其上海总部开办亲子园,可接收企业职工的1.5岁至3岁幼儿。据当时媒体报道,很快有120多人选择了亲子园,并陆续有新进员工排队申请。

然而好景不长,2017年11月,携程亲子园曝出虐童事件。教职员工给幼儿喂食芥末、殴打推搡幼儿,引发舆论沸腾。“若托儿所停办,携程是受害者,倒霉的是员工”,彼时携程公关总监宋燕发表的这番感慨,被不少人视作公司方面在推卸责任,但也无法否认,她直白地说出了幼儿父母面临的无奈现实。

曾考虑为员工解决后顾之忧的不止携程,2017年春季,京东也宣布开办“初然之爱托幼中心”,免费接收4至24个月的婴幼儿,总计能够接收约20名宝宝。

出于各种考虑,京东方面未对本报记者希望探访该托幼中心的请求作出回复。但据此前媒体报道,托幼中心自运营来预约火爆,需根据员工在职年限排队,名额供不应求。且其功能主要定位为“为宝宝提供早教体验和父母临时托付”,每次入园为期一周。相关负责人曾表示,此举是为了让服务的覆盖范围大一些。虽与公众惯常理解的托育机构运行有异,更接近临时求助的“应急措施”,仍引得不少双职工家庭艳羡不已。

小规模托育机构难抵风险

由企业开办托育机构,不以营利为目的,意味着必须投入大量资源。更不用说万一出事,企业形象面临的巨大风险。无论从实力和意愿出发,鲜有企业能够承担。而除了商业高价托育机构,相对亲民的小机构,则难以抵挡经济环境的“风吹草动”。

“托儿所?已经转出去一年多了!”提起自己曾开在楼下的托儿所,小贾五味杂陈。2017年6月,她从小区里租来一套120多平的三居室,办起了家庭式托儿所。因为知道几乎不可能办下来正规手续,她一直低调行事,连招牌都没敢挂。即便如此,接二连三的上门检查还是让她提心吊胆。

“规模最大的一次是转手前半年,来自卫生、消防、社区的十多名工作人员联合行动,认为民房办托儿所存在不少隐患。”小贾意识到,这样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正好附近新开的一家做专注力训练的机构有意向,于是连人员带设备一并转过去了。仅仅一个月后,疫情突然来袭。“幸好已经转手了,否则肯定损失惨重!”

北五环外,叶梅开在小区里的托儿所规模也在不断缩减。2019年3月,精心打造的第一家托儿所正式开业时,她满心期待。“那段时间一直在稳步发展,后来又开了第二家,当年冬天已经基本可以实现单月收支平衡。”然而,疫情让一切戛然而止。“一停就是七八个月,房租压力太大,只好缩成一个店。”

经过努力,叶梅终于在去年底再次实现收支平衡,结果又遭遇了今年元旦前后的新一轮疫情。没办法,她只能把原来家里的东西搬过来,办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式托管。“目前这套房是两居室,我们一家人住主卧,留下客厅作为孩子们的活动区,次卧作为就餐、手工、绘画的区域,托管的孩子也就两三个,勉强维持运营。”

至于是否还能迎来转机,叶梅心里没底。“单纯做托育本身就很困难,基本需要半年一招生,上半年相对好一些,但下半年有的孩子要上幼儿园,就又流失一批。”

由幼儿园开托班质量更有保证

“鼓励用人单位建立托育机构固然是一种解决路径,但存在很多现实困难。”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谈到,80年代以前,我们国家的托育服务的确主要由用人单位提供,那个时期女职工产假较短,哺乳需要无法得到满足。而现在产假相对延长,再加上技术进步,有了一定的母乳储存条件,让女职工可以不再依赖单位提供托育服务。

此外,蒋永萍认为,全社会在0到3岁婴幼儿的养育观念上也发生很大变化。以往托育服务仅限于最基本的照护,现在则更重视育儿质量,对从业人员要求更高。用人单位很难直接提供服务,需要委托其他专业机构来完成,运营风险较大。即便真的建立,究竟有多少职工会把孩子带过来也是个问题。北京等大城市通勤时间较长,特别是对于坐公交或地铁上班的职工来说,带3岁以下婴幼儿挤早高峰不但辛苦,而且不安全。

“相比之下,在社区建立托育机构或许更现实,而幼儿园开设托班会比家庭式托儿所更可行。”在蒋永萍看来,《上海市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(2020-2022年)》值得借鉴。“其中,提到要扩大托幼一体规模,建立以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补充、普惠为主导的资源供给体系。并明确要求在有条件的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,鼓励民办幼儿园开设普惠性托班,托幼一体园所在公民办幼儿园总量中占比不低于50%。”

蒋永萍坦言,按国家卫健委印发的《托育机构设置标准(试行)》和《托育机构管理规范(试行)》,家庭式托儿所很难完全达标,也不太容易取得家长的信任。“更何况,孩子3岁以后又会去幼儿园,如果单纯提供托育服务,运营压力会很大,人员招聘也是难题。”她提出,由幼儿园来开设托班基础会好很多,质量也更有保证。“托幼一体化还需要在管理体制上跟进调整,托育服务涉及多个部门,如果能够由教育部门来牵头,将会更有助于托幼一体化的推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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