绝对的权力，导致绝对的腐败。传统帝国的历史，就是这句话的最佳注脚。历代中国治国者，都没有对腐败听之任之，历朝历代都会有政治强人发起“反腐运动”。但吊诡的是，随着强人的离世，反腐运动总会人亡政息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。例如，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官吏腐败惩处之严，在历代皇帝中极为少见。清朝的雍正皇帝，惩处腐败也不遗余力。两人在位时，敢于贪污腐败贪污的官员大大减少，但两人去世后，腐败就卷土重来，甚至愈演愈烈。

朱元璋、雍正的反腐措施为什么没有演变成相关的制度沿袭下来？为何腐败的生命力如此顽强，而严厉的反腐却在明清两代难以持续？

在历史学家张宏杰看来，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：一、历代统治者都坚持“利出一孔”；二、权力不受制约；三、低薪导致腐败的恶化。

什么叫“利出一孔”？天下所有的好处，天底下所有的利益，都要从一个孔出来，那就是都要由权力这个孔出来，由皇帝来赐予。在古代中国，“政治地位高于一切，政治权力高于一切，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”。确实，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，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。这是古代中国腐败的第一个基础：权力支配一切。

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，就是官员们私下征收的杂费，一旦经由朝廷拿到台面上来明确化，那么另一些灰色杂费又会偷偷滋生，因为“揩国家的油”是官员群体改不掉的本性。这也是所谓的“黄宗羲定律”的一部分，也是利出一孔的必然结果。黄宗羲说，“斯民之苦暴税久矣，有积累莫返之害。”确实，中国历史上每次国家税费改革，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，都会因为出现新的税费而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。所以康熙说，“自古以来，惟禁止火耗而已，不可开。”“若将火耗明定额数，人无忌惮，愈至滥取。”也就是说，如果明定火耗标准，官员不但收起火耗来更会肆无忌惮，而且在标准之外还要多收。康熙皇帝认为，既然“揩油”是官员群体的本性，那么皇帝能做的就只能退而求其次，让他们少揩一点而已；但完全不给他们揩油的空间，是不可能的。

仔细探讨起来，这种“陋规”思维并不止存在于官场，甚至遍及全社会。民国时人记载说，在北平仆人们来买东西时，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价格提高一成，作为仆人们的佣金，这在北平通俗叫做底子钱。小康之家给仆佣的工资很低，因为他们明知厨子买菜时要揩油，仆人购买家用杂物时也要捞上一笔。明清皇帝的政治思维，与市井细民的持家打算，真是完全同构、如出一辙。所以，晚年面对官场贪风，康熙的应对策略是一方面默许官员们在一定程度上需索火耗，另一方面是提倡理学。他希望官员们以“存理遏欲”为思想武器，保持廉洁，或者至少在揩油时保持一定的“度”。这种解决方式，实际上还是把问题轻轻推到“良心”二字之上。应取与不应取，只有一线之隔，如果保持这一线之防，端在人心之“正”与“不正”了。反腐败的防线如果完全寄托于人心的话，注定是脆弱的。

第二个基础，则是权力不受约束。虽然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约束权力也进行了一些制度设计，但是因为“有治人无治法”，所以这些制度实际发挥的作用很小。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封闭的，它排除外来力量的参与，特别是拒绝引入民间的监督力量。因此，所有官员都处于同一权力体系之内，受到“官大一级压死人”这个同样的游戏规则的左右，监察官员打“大老虎”，随时可能为其反噬。所以，传统时代，大多数时候监察官员只能“打打苍蝇”。万历年间，左副都御史丘舜曾经说：“（官场）贪墨成风，生民涂炭，而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”。

明末，监察体系沦为了党争的工具，尽管有所谓的监察体系，监察官员和其他官员一样，也受利益最大化原则支配。当他们发现巴结权贵有利于自己时，就会轻易将手中的监察权力作为向权贵们讨价还价的资本。所以，在历史上很多时期，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很容易“猫鼠一窝”，在窃取“天家”利益时结成同盟。历代王朝后期，随着官僚体系的腐败，监察系统也会高度腐败。

明代言官的权力非常巨大，特别是“风闻言事”的特权让他们拥有非同寻常的杀伤力。这并没有导致明朝官场风纪特别严明，反而导致了明代后期言官系统的腐败特别严重。因为手中握有的监督和考察官员的权力，他们公然索贿，买官卖官。明代后期人称科道监察官员为“抹布”：“言其只要他人净，不顾己污也。”监察系统腐败的结果，是这个系统完全失去作用。比如崇祯年间，都察院考核地方官吏，已经完全流于形式——拘私情，通关节，结果全是“称职”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

第三个是低薪制导致腐败的恶化。中国古代王朝，腐败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，那就是低薪制。朱元璋不能理解元代官吏贪污横行的制度基础正是薄俸制，他制定的俸禄水平比元代还要低。比如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，以今天的购买力计算，最高估计也不过在 2500 元人民币左右。那时的官员，并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待遇，不但不享受别墅、小车、年终奖，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。用两千余元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，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贫民水平。所以，明清两代的清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穷，比如海瑞；而之前的清官，比如包公，并不是这样。

包公的清，是指他正，但他并不穷。权力巨大，不受约束，又只给开低薪，这就形成了“渴马守水，饿犬护肉”的局面。你让一条狗去看着一块肥肉，却一天只给它二两粥喝，那么无论你怎么打它骂它吓唬它教育它，它也还是要偷吃，因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。即使是最低薪的朝代，也仍然会有个别清廉官员出现。所以，对个体来说，低薪只是贪腐的必要条件，而不是充分条件。

朱元璋的反腐手段，令人不寒而栗。但是，从历史大数据来看，收入过低，很容易引发大面积的贪腐。那么，由此又引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中国历代大都实行低薪制呢？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官员数量过多。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规律，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。明代刘体健称“历代官数，汉七千八百员，唐万八千员，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。”到了明代，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。

为什么官员会越来越多呢？这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。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强化，表现出两个方向：一个是皇权不断向下延伸，控制起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国家权力不断向基层扩张；另一个方向是随着君主专制的发展，官员权力被不断分割，皇帝也信不过官员们，所以要让官员相互制衡，由此造成一官多职，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张。

官员越来越多，但税收是有限的。中国传统税收，主要只有农业税一途，官吏数量过于庞大，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。西汉末年，官员俸禄支出就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。所以，支付官俸成为财政上一大难题；为了节省开支，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。

表面光鲜，掩盖不了内部的腐烂，始终摆脱不了“问题越解决越多，越解决越糟”的历史窘境——腐败横行，直至彻底拖垮一个又一个的王朝。认识历史，重要的不是看一个王朝表面上短暂的繁荣，而是看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响和作用，更是看它在广阔空间中的定位，探寻历史兴衰的根源。